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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七○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冰川专业,多来与冰川结伴,曾多次去南北极进行科学考察,与冰川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于细微之处看大师风范

2019年03月29日
今年是由施雅风先生开拓创造的中国冰川冻土科学研究事业五十周年以及施雅风先生九秩华诞,作为一名也在冰冻圈中跟随施先生一路走过了35年的普通科学工作者,在这盛世庆典的欢快喜悦之中,除了油然而生的自豪和荣耀之外,同时还有对这位中国冰川之父大师风范的景仰、尊敬和不尽的感激。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上学的时候就从王德基教授、冯绳武教授口中知道施先生的大名了。那时正值十年“文革”动乱时期,为了一瞻冰川大师的风采,在一次全校性的批判会中,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悄悄溜出学校,来到盘旋路科分院院中,远远的看到一位就着水泥台洗东西的中年人,经人指点,说那就是正处于“批判”“监管”中的“反动”学术权威施雅风教授。 我从那时起就幻想大学毕业后能成为施先生麾下的一名小兵。 真是天遂人愿。毕业后几经辗转,在1974年岁尾,我终于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并被分配到施先生兼任主任的冰川研究室从事现代冰川的研究工作。工作伊始便由施先生和时任研究室副主任的谢自楚教授亲自安排参加了1975-1976年度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并在李吉均、郑本兴等著名冰川学家直接指导下跑遍了西藏东南部季风海洋性冰川区,为后来的冰川与环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青藏队考察结束归来后,施先生亲自组织听取了我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工作汇报。尽管我的汇报粗浅拖拉,但施先生仍给予了十分的肯定并指示我将近二万字的汇报材料呈送给青藏队冰川组组长的李吉均教授手中。 为了鼓励我进一步提高业务工作能力,好几次在上班的路上,施先生从一辆他常常骑用的那辆小坤车上跳下来,边走边谆谆教导我要在参加科考的空隙抓紧时间补习数理化的基础理论知识,说“地学不能总停留在纯描述的水平上,冰川学研究要有突破还必须在冰川物理和冰川化学等边缘学科上下功夫”。那时国内政治局势还处于不十分明朗的时代,但作为终身忧民报国为己任的科学大家的施先生已经预言到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冰川学研究也必将有一个全新的大发展。 1977年,又是在施先生的亲自建议和安排下,我随苏珍教授和王立伦教授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加中国天山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明日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是我早在上初中时就十分向往的西域意境,如今有机会亲自感同身受体会当年大诗人李白从伊塞克湖返回故里穿越天山时的浪漫与激情,其兴奋和向往的心情难以言状。在托木尔峰东坡的台兰冰川上一干又是两年,从打钻、埋设花杆、布置断面到攀爬到海拔6000多米的粒雪盆采集冰雪剖面样品,挖雪坑……几乎每天都要在危机四伏的冰川上来回跑几次,紧张中不乏漫步冰川的激越,辛苦中却饱含着每次收集到科研资料的喜悦,就在那汗水和疲劳、辛苦和紧张的考察中我们度过了冰霜雨雪的一天又一天,虽无暇有意识地去欣赏和体会诗仙李白明月天山云海苍茫的景致,却一心扑在了冰川研究的无垠瀚海之中,体会到另一番追求、探索和满足。 台兰冰川也是施先生曾经亲自考察过的冰川之一。施先生在一次考察中马失前蹄被重重地跌倒在刀刃般的冰碛上被压在了马下多处受伤,但施先生仍然笑对冰川考察中的艰辛和困难,长年无畏地继续攀爬在一条又一条的冰川上。在这种“肯登攀”的精神鼓舞下,我们终于完满地完成任务,全体队员还受到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方毅、陈锡联、余秋里、胡克实等同志的多次接见,研究成果《天山托木尔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冰川与气象)》还获得一九八零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0年初春伊始,作为所长的施先生从当时并不宽裕的所务经费中挤出1万2千元人民币资助由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派出的殷虹等人组成的《中国冰川》电影摄制组。殷虹同志此前(1965年)曾成功地拍摄过科教片《泥石流》,在当时国内影响极大,几乎是家喻户晓。我有幸作为自始自终参与《中国冰川》电影的科学技术的现场指导,除了配合影片的现场拍摄外,我怀揣着那宝贵的1万2千元现金,负责全组人员的食宿和两辆汽车的油料和维护。 出发之前,施先生考虑到我们既要上到海拔6500多米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绒布冰川的粒雪盆,又要进入藏东南季雨绵绵的海洋性冰川区,时间从初春的3月到初冬的11月,先后路程近两万千米,于是亲自找到所里物资部们的主管处长,建议为我们同时发放鸭绒衣和鸭绒背心。上路的头一天(记得是1980年3月17日),施所长在兰州饭店对外营业的小餐厅为我们摄制组全体人员设宴饯行,施先生亲自为我们斟酒挑菜,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祝愿我们圆满完成任务胜利归来。这次同行的还有影片编剧迟建楣,作曲金复载。金复载同志是我国著名动画片作曲家,他的《三个和尚》、《阿凡提的故事》主题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受观众的喜爱。 谢自楚教授在我们到拉萨后参加摄制组并同往绒布冰川现场指导该地区的拍摄,下山后另有任务返回兰州,迟建楣同志因为治牙病也随后返所。 在八个多月的野外拍摄和考察中,凭青藏队和托木尔峰登山科考中工作的积累和经历,每到一地,我必须要先拟好去每条冰川的拍摄计划,包括时间安排,民工雇用,边防事务的联系,驻地的选择。到了冰川后,不仅要准确地寻找到拍摄的画面景观,而且还要用科普文字将每次要拍摄的景观画面写成分镜头呈送给导演兼摄影的殷虹同志。后来这些文字经过施先生亲自润色修改,绝大部分都成了《中国冰川》电影的解说词。 《中国冰川》样片基本成型后经过施先生审定才最终在全国发行放映。 这部由施雅风先生和谢自楚教授任科学顾问的《中国冰川》科学教育片获1982年度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电影节最高国家荣誉奖。为了表彰我在该片中的实际贡献,施先生硬是将他本该获得的奖酬80元人民币亲手送给了我,一再说感谢我为该片的完成做了大量的工作。殷虹导演为我画了一幅熊猫图并拷贝了一盘16毫米的电影赠送给我以作为成功合作的见证和感谢。 1981年初夏的一天,施先生打电话把我召到他兰州的家中,说他经过院外事部门的同意邀请两位日本冰川学家渡边兴亚教授和上田丰助教授来我国进行冰川合作考察,考察地点选定在天山的博格达峰区。作为中日联合考察队队长谢自楚先生时值国外考察未归,施先生决定让我担任秘书并负责组队的具体工作。由于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次就现代冰川与环境的国际联合科学考察,意义重大,任务光荣而又艰巨,施先生对我交代任务时事无巨细耳提面命,我想到的他想到了,而更多的则是我想不到的他都考虑得十分周全,比如人员的配备,专业的选择,车辆的安排,装备的购置,甚至详细到筷子、刀叉和咖啡、方糖的采办。因为要与地方外事部门和有关军警机构打交道,加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一些部门和人们头脑中有意无意的“左”的意识存在,考察队的名称经过专门的考量后,由施先生亲自确定为“天山博格达峰地区中日冰川联合科学考察”。 施先生在餐桌兼办公桌上对着一张摊开的地图,一边给我布置着此次考察的目的、任务和注意事项,一边还谦虚地征求我的意见,先生夫人沈健老师忙着沏茶削水果招待我,我更感到责任重大,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好任务。 为了扩大此次合作考察的成果,过了几天施先生又决定增加第四纪古冰川和雪崩、积雪等内容的考察,同时增补郑本兴教授为副队长,并邀请兰州大学伍光和教授、新疆地理所仇家琪教授参加考察。 考察结束后,施先生多次召集会议听汇报,督促工作总结和论文的编写,并与时任日本名古屋大学水圈研究所所长樋口敬二先生共同主编了第5卷3期《冰川冻土特刊》,集中刊发了此次考察的24篇研究论文,施先生为特刊亲自撰写前言,赞扬此次考察是两国科学家在冰川学、冰川地貌和沉积学等领域野外联合考察的开端,为今后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日方对我们的友好接待,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为此,后来出任日本国立极地所所长的渡边兴亚教授还在他担当日本第二十九次南极地域考察队队长时特地邀请我参加了夏季队的科学考察。自博格达峰中日联合冰川科学考察之后,中日双方的冰川与环境的合作、交流有增无减,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地域也扩展到南、北两极、喜马拉雅山、天山、昆仑山和整个青藏高原。 1982年春节甫过,施先生从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院工作会议归来后又安排我和从冰川沉积学研究的张振栓同志参加国家体委登山队和中国科学院组成的西藏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科考队队长是北京地理所杨逸畴教授。杨教授早在1975年青藏队考察时我们就认识。那时的高山考察和登山活动有机地紧密相连,登山一旦成功,科考任务也可能临时中断。1977年天山托木尔峰登山科考时就由于登山活动在一个多月之内成功登顶,科考活动也不得不提前结束一同回到北京参加中央首长的接见,以致于考察任务不得不延期到第二年。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最高峰,也是排名紧随世界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极高峰之后的第15高峰。由于它地处著名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南岸,地形十分陡峻,雪崩频繁,凭当时中国的登山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还存在不少难以逾越的困难。 为配合登山队为1983年登顶计划的实施,1982年还是初春料峭时节考察队便在成都集中乘汽车沿川藏线进入西藏林芝地区的南迦巴瓦峰北部和西坡进行多专业多学科的科学考察活动,一方面完成科学院交给我们的科考任务,同时还要对次年的登顶环境、线路的选择提供必要的前期支持。由于南迦巴瓦峰地区涵盖了包括墨脱县在内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全部地域,考察队一改以往以前登山科考完全服从登山活动的“潜规则”,决定在支持登山活动的同时,将科考计划延长到1984年,而且决定各学科各专业在可能的条件下都要越过喜马拉雅山或穿过雅鲁藏布大峡谷进入墨脱境内,有的专业还要在公路不通的“孤岛”地区进行越冬考察。我们冰川组也准备在次年的1983年深入墨脱,寻找南迦巴瓦第四纪冰川作用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坡斜面上的最低位置。在1982年的考察中便发现西坡的则隆弄冰川在历史上最少发生过两次快速超长运动(即所谓冰川的“跃动”),并且都曾一度堵塞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江流。同时在第四纪中更新世冰盛期时南迦巴瓦西坡的冰川更曾将峡谷入口全部堵塞形成一道厚实的冰堤并在上游方向的林芝、米林一带形成冰川堵塞湖泊。目前在米林、林芝一带仍可见到高约70多米的湖相和湖滨相沉积应是当时的产物。总之仅就冰川专业而言,南迦巴瓦峰登山科考都无法在一年之内完成任务。可是当我1982年回到兰州单位之后,当时有同志建议我就此结束南迦巴瓦峰考察,说所里另有任务安排。正在我两难之际,又是施雅风所长从北京参加当年院工作会议回来时说:“既然杨逸畴看上张文敬了,那就还让他继续参加南迦巴瓦峰的考察吧。”施先生在北京再次见到杨逸畴队长时,杨教授表示希望我继续参加南迦巴瓦峰的科考。于是我从此连续在南迦巴瓦峰及大峡谷地区进行了三年四次考察,丰富和加强了我对这一地区冰川与环境研究的积累和认识,后来先后撰写近20篇研究论文,出版了几十万字的科普专著,收集了上万幅精美的科考图片等资料。 施先生既是一位孜孜不倦、身体力行、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又是一位平易近人、待人以诚的师长。冰川冻土研究所所有的研究项目无一不凝聚着施先生辛勤劳作和关怀的心血。从创业之初的祁连山、天山冰川考察,之后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的考察,古乡泥石流、成昆铁路沿线泥石流考察,天山雪崩、风吹雪、青藏铁路冻土、中巴公路巴托拉冰川考察研究等无一不是施先生或亲自带队或亲自安排或争取经费,或调集人员。考察结束后,又亲自布置总结出版成果。尤其在他古稀之年后,还受国际冰川目录临时技术秘书处(Temporary Technical Secretariat,简称TTS)委托,筹措经费组织人员对中国现代冰川进行了长达20年的目录统计编撰工作。经过现场考察、卫片、航片的判读,比较精准地统计出中国现有冰川46252条,冰川面积为59402.60平方千米,相当于5594.9428立方千米的优质淡水水库的储量。科研人员对每条冰川长、宽、厚等30多个项目进行了详细的统计登记。 中国冰川的目录编撰统计,共计12卷21册,版面文字约达1000余万字,这不仅是中国冰川学,恐怕也是中国自然地理学研究在基础资料统计中截止目前的鸿篇巨制。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基础意义的系统工程,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冰川与环境变化、山地隆升、物种演替、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与研究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一定会随着时间的增进而表现出重要的文献科学价值。虽然施先生名为顾问,实际上这更是施先生在中国冰川研究历史上的又一座丰碑。对这座丰碑的功迹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施先生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学术领导。他对大家在科学研究工作的要求是严格的。记得在博格达峰考察结束后的一次学术总结会上,当我谈到雪线时,施先生突然发问:“你能把雪线的意义描述清楚吗?”还有一次在办公室当我提出对著名冰川学家谢自楚教授关于冰川物质平衡表述公式有点不同意见时,施先生说:“谢自楚同志研究水平还是很高的。”1996年8月中旬,参加完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委员会学术讨论会返回兰州途中,我正巧与施先生同乘一列火车,令我想不到的是施先生乘坐的也是一般旅客的硬卧铺,而且是一处紧靠车厢门口的铺位。施先生正在阅读一本杂志,开饭时间已过却还没有进餐。我连忙找到属于兰州客运段的列车车长。当这位年轻人听说是他仰慕已久著名冰川学家后,亲自关照餐车为施先生做了一碗三鲜面,还执意要将施先生调到包厢中去休息。施先生说这是他乘坐火车时吃到的最可口的面条,同时还感谢那位列车长,说硬卧车挺好的,坚持没调到软席包厢中就乘。 就在这次列车旅行中,施先生问我对时任所长的意见。我说挺好的。施先生却批评我说院里对目前冰川所工作很不满意,认为我这种态度不对。果然不久之后,所里领导班子进行了及时调整,新任所长就是后来被评为中科院院士的程国栋教授。 1993年我正活动想从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调回四川老家的四川师范大学地理系工作。当时四川师大人事部门已向四川组织人事部门申请到人才引进专项指标,同意我调入师大地理系担任领导和教学、科研工作。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正好在成都同时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的施雅风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他找到时任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的钟祥浩教授,说四川川西那么多冰川,山地所又在贡嘎山有一个研究站,建议我还是留在科研单位比较好。于是我又顺利的被调到了成都山地所从事冰川与环境的研究工作。 2000年6月初,我在成都山地所贡嘎山站任业务副站长,施先生参加完在成都召开的一次青藏高原环境演替学术会议之后,大会组委会分派我带领部分代表去海螺沟考察。当时同行的就有施雅风先生和一位新华社资深记者吴士嘉先生。吴先生的哥哥在南京解放前夕和施先生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而吴先生又是施先生《冰川的召唤》一书的合作撰稿人。我深感此行责任重大,施先生当年已是82岁的高龄人,吴先生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可是施先生并不因车途劳顿而有丝毫倦容,一路谈笑风生,一会儿谈他抗战时受国家资源委员会委托去川西都江堰上游考察水电站建设的经历,一会儿指着川藏公路雅安境内的地貌景观告诉我们“名(山)邛(崃)砾石层”的形成年代和环境的变化历史。当路过雅安西部飞仙关时,施先生指着青衣江对岸那书卷般的岩层告诉我说那就是著名的飞仙关板岩……。到了磨西镇后看到著名的“磨西面”上四处可见的一块块巨石漂砾,施先生步行上下考察,认为仅凭泥石流似乎无法将那么多那么大(最大有几间房屋大小)的巨砾搬运于此,于是推断说这可能是第四纪古冰川最盛期所为。到了海螺沟二号营地,海拔已是2600米了,我的一些青藏队考察朋友年纪不过60来岁到这里都有高原反应了,可是施先生竟和我们一起跳入温泉中自如的游泳起来。到了海拔3000米的三号营地,我们弃车步行,沿着弯曲而陡峻的游山小道,施先生和吴先生健步攀爬,和我们这些青壮年并无两样。我本想雇请滑竿抬着他们走,可是竟不忍心破坏了他们那信心百倍的雅兴,直到终于爬到了海拔3200米的海螺沟冰川观景台。面对那蜿蜒于海螺沟原始冰川雨林中的浩瀚冰流,看到施先生那举手加额俯视银色巨龙的身影,我顿时感悟:什么是冰川精神?什么是榜样的力量?什么是科研后辈们的精神财富?这一切都可以从施先生那奋斗不止,追求完美的冰雪人生中找到最佳答案。 在下山的途中,施先生面对着小道两旁那高大挺拔的云杉、冷杉和铁杉顶级森林群落和树干上轻拂漫舞的松萝,还有那蛇曲攀缘的藤本植物、林中竞相生长的杜鹃、赤桦、花楸、高山柳一类的中小乔木,他若有所思后对我说,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争取到台湾一行,那里不仅有他早年就学、工作时的同学、老师和朋友,而且台湾的雪山,玉山应该是我国东南部在冰期时有过古冰川作用的山地。台湾岛的雪山海拔3882米,玉山海拔更达到3997米。整个中央山脉由南到北长达300千米的范围内多数山地都在海拔2500米以上,更有不少海拔超过3000米的山峰,比如台南的北大武山海拔3090米,卑南主山海拔3293米,台中的??? 奇莱峰海拔3559米。 施先生曾在不久前向科学院申请赴台湾考察,可是院里保健医生说先生已年届八旬不宜去飘洋过海,何况台湾山地海拔也不低呢。于是施先生让我以贡嘎山站的名义为他出具一张证明,证明他身体健康有能力去台湾访问和考察。我实事求是地出具了证明,加盖了贡嘎山站的公章,证明施先生以八十二岁高龄健步登上海拔3200米海螺沟冰川。后来施先生终于成行于宝岛台湾了结了他心中一大愿望。为示谢意,施先生将《冰川的召唤》一书亲自签名寄送给我。 2001年九月上旬,我申请并主持的“青藏高原东缘生态环境国际学术研究讨论会”在成都和贡嘎山海螺沟举行,我邀请施先生和沈健先生前往指导和考察。施先生高兴地同意前往,可是由于临时在上海要举行一次有关海峡两岸的研讨会而未能成行。 2007年春节前夕,施先生从南京家中打来电话问我收到由他主编的《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专著没有,还十分谦虚的要我写一篇阅读后的书评。这是一部图文并茂,汇集了我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研究主要成果的又一巨著,是施先生身体力行的又一重大学术研究贡献,对于研究我国地质历史上气候与环境的演替特征和规律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尤其对目前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等科学理论问题探究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指导和参考价值。从事冰川与环境研究的年轻学者都可以从中获取更丰富的科研营养。即使一些曾经对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历史持错误或模糊观点的学者在该书充分而科学说理的论据面前也令人心服口服或者口虽不服而心悦诚服的。我在通读了全书之后写了一篇题为《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好书》的文章,发表在《山地学报》2007年3月出版的25卷2期上,以让更多的山地科学研究工作者通过学习同样能够得到更多的启迪。 作为学术大家的施先生同时还是一位十分的性情中人。 大约是1977年,施先生正主持由测绘学家王文颖教授进行的中巴公路巴托拉冰川变化复查汇报会上,有人说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里·布托刚刚被执政的军政府绞死,施先生听后一脸惊愕,突然一反常态脱口而出:“××××也不得好死!” ××××是靠军事政变上台并判布托绞刑的时任巴基斯坦总统。不幸而被施先生言中的是,不久之后,这位军政府首脑果然在一次飞行中遭遇飞机爆炸失事而死亡。 阿里·布托任总理期间,正是施先生带团赴巴托拉冰川考察的时候,当时为了全面掌握和评估冰川变化给中巴公路造成的冰川洪水灾害方面的影响,布托政府还给专家组派送了直升飞机,更令人感动的是布托总理还亲临考察现场看望过施先生一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阿里·布托的长相竟和施先生有几分相像。因此当听到噩耗传来时,施先生顿生悲愤之情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2000年海螺沟冰川考察旅行即将结束时,施先生深情地对我说:“要是每天早上叫上一碗鸡蛋醪糟汤圆就好了。”醪糟汤圆是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成都平原早年流行的时尚早点。既便宜又可口,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却被稀饭、包子或馒头所取代。施先生是个怀旧的人,他青年时代无论在贵州遵义就读于抗战中的浙江大学还是考察在川西平原、行进在菜花田畴之中,渴了掬一捧岷江水,饿了吃一碗醪糟汤圆。虽然那时时局维艰,这种美好自由的田园生活一定如烙似刻地深深地留在了老先生的心灵之中。为此,借今年金秋九月将要在兰州举行的中国冰川冻土研究事业创立五十周年暨施先生九秩华诞纪念学术讨论会议之机,我要在四川名小吃赖汤圆总店订购一份道地的成都元宵,连同这篇琐碎但满怀深情敬意的文字献给我们大家都敬爱有加的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院士。 祝中国冰川冻土与环境科学研究更加繁荣昌盛。 祝施雅风先生身体健康、长寿永年。 二00八年正月十五日 元宵节于成都